敢为人先吁“松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40年来，从政府到企业，在我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改革创新的突出人物，他们顺应着时代的脉搏，率先走在改革的前列，在推进国家事业改革和企业发展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和贡献。
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文麟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让我们重温4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一定贡献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一同感悟四十年“春天的故事”，倾听“奋进新时代”的改革强音——
1984年3月，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黄文麟组织并策划55名厂长经理发起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这一惊世骇俗之举为突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松绑放权”呼吁得到了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等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企业家们要求“松绑”、勇于改革的充分肯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1984年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虽然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但由于陈旧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的路子既不平坦，也不平衡。当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性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却依旧冬眠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束缚了企业的活力，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工业企业处于“五花大绑”之中，步履蹒跚：厂长经理被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既无活力，也无动力，只有压力……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改革的春雷正轰轰而来。
黄文麟（左）在呼吁“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左2为时任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解放思想，给了企业厂长经理们强大的动力……
1984年，八闽大地的阳春三月显得不同寻常——
3月21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
当时，面对企业改革滞后的局面，面临省里提出当年全省工业要完成“两位数”、“三同步”目标的压力，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们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表露了共同的心声：“福建作为全国率先对外开放的省份，有着喜人而又逼人的大好形势，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管得过多，管得太死，企业没有自主权，想干动不得，想活活不了……”
同时，大家又十分羡慕福建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介绍的搞活企业的经验，认为如果也给他们那样的自主权，他们的企业一样可以搞活，甚至搞得更好。讨论越来越激昂。那么，出路何在？
黄文麟读懂了厂长经理们的苦衷，锐意改革的他深感旧体制非改不可。
他认为，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争回企业自主权。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伸手要权，何以启齿？！要“婆婆”还权，又谈何容易？！
没有一股斗胆的冲动，没有一种超常规的举动，按照常规办事是万万做不到的。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冒风险。
然而，在黄文麟看来，当旧体制的束缚让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个人的风险在此刻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黄文麟提出，借助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之契机，运用55位厂长经理的集体力量，采取直接上书呼吁的形式，争取支持，扩大影响。他这一思路和举措得到了与会厂长经理们的赞同。
3月23日，根据厂长经理们讨论的意见，黄文麟主笔起草了要求给企业下放五条权利的呼吁信，题目就是《请给我们“松绑”》。
“松绑”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情理比较恳切，易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出稿后，黄文麟又找来汪建华、龚雄、杜进兴等几位厂长经理讨论修改。呼吁信主要内容为争要五条企业自主权：（一）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要干预。企业任命的中层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应予承认，并享受与过去上级任命的中层干部同等待遇。（二）干部制度，要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但可保留干部待遇。（三）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或者采取与上交税利挂钩的办法，核定合理的税利发奖率，奖金随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在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四）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五）改革企业领导制度，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力，建议先在参加厂长（经理）研究会的企业中选几家工厂进行试点。这封呼吁信在大会上宣读时厂长经理们反响热烈，得到一致通过。
参加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讨论通过“松绑”放权呼吁信。
3月23日下午，黄文麟和时任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身揣呼吁信径送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仅半小时许，项南书记就做了热情、肯定的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55位厂长经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这一报道后来被评为1984年度中国新闻作品特等奖。
呼吁信这样写到：“……我们都想干一番事业，都想为振兴福建贡献一份力量。然而，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地，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们最大的烦恼。为此，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呼吁信切中了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要害，立即在企业界、经济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成为全国新闻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权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予以转载和报道。“松绑放权”一时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松绑放权”呼吁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给黄文麟打来电话，发出晋京汇报邀请。1984年4月15日，经福建省委领导确定，由黄文麟应邀带领5位厂长经理赴京，向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和《红旗》杂志社汇报座谈，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童大林说：“你们的呼吁，不仅对体制改革，而且在整个经济工作的池子里投了一块石头，掀起了改革的浪花；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赞扬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对企业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福建省各有关部门纷纷表态并制订放权措施，省政府以最快速度连续出台9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许多省市的厂长经理也纷纷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有的还组团到福建考察学习。“松绑放权”的呐喊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企业家们要求“松绑”、勇于改革的充分肯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毕竟，旧体制根深蒂固，部门利益难以舍弃，“松绑放权”出现了捂着不放或放了又收、明放暗收的“中梗阻”现象，经历着曲折、反复的过程。
面对“中梗阻”，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省委书记项南批示：“‘中梗阻’要解决，干扰严重的单位要考虑组织措施，对此软弱无力不行。”省委专门召开55位厂长经理会议，检查放权落实情况。省政府批转了省经委、省体改委《关于检查企业自主权落实情况和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意见》的报告。
面对“中梗阻”，黄文麟焦虑不安。他及时引领厂长经理为落实放权继续呐喊。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发出《放权要落实，不走回头路》的公开信，在《福建日报》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他还通过会议和发表文章出谋划策。在《排除放权中的“中梗阻”》一文中指出，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应采取以下措施：统一认识，坚定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掌握政策，划清搞活企业与不正之风的界限；抓好典型，敦促主管部门放权还权；完善规定，解决放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整顿公司，减少截留企业自主权的中间层。留下能办实事、能为企业服务的“好婆婆”，去掉光收费、碍手碍脚的“懒婆婆”，使企业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