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访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

高俊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中国改革报记者  高弘杰  摄 

□中国改革报记者 付朝欢

他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农水系毕业的“高材生”，先后在原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国家发改委农经司任职；他亲身参与了农村饮水安全、七大江河加固堤防、南水北调等重大民生水利工程，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和编制的工作。他就是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2014年退休后，他依旧活跃在改革的最前沿——研究农村电商的课题，带队春节返乡调研，帮家乡政府研究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初见高俊才是在国家发改委北楼的302离退休干部阅览室，访谈的话题是他所见证和亲历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农业和水利领域的变革。虽年逾花甲，高俊才的状态却敏锐干练，身形挺拔、干净斯文，说话时目光炯炯。在他身上，时光似乎上演着快与慢的“变奏曲”：时间很快，华发陡生；时间很慢，桑榆未晚。

兴国安邦必重水利

“三峡枢纽，巨大效益”“南水北调，战略大计”“江河湖海，加固大堤”……2010年，高俊才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四言长诗《水利颂》，发表于国家发改委诗词协会刊物《诗苑》。他对于水利事业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我的‘老本行’，本身就是学水利的，从参加工作到退休的32年多，我一直从事水利工作。”高俊才1982年9月毕业于南京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农水系，毕业后先后在原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国家发改委农经司任职。

时间被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的他回乡到农村，21岁便当选生产队队长。作为200多村民的领头人，这一当就是3年。这段经历，为后来他选修水利专业埋下了伏笔。“当生产队队长期间，种上的玉米，遇到天不下雨，就会减产甚至绝收，这使我深刻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于是，就下定决心学水利专业，解决农田水利的问题。”高俊才说。

1978年10月，24岁的高俊才被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农水系录取。毕业后，高俊才长期从事农村经济、水利发展的规划研究和管理工作，直接参与农业、水利投资重大项目的论证、管理工作，是中国农村和水利领域改革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高俊才跟记者重点分享了农林水利投资、江河治理和南水北调工程等工作的亲身经历。“这些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普惠性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对减少介水性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以及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农村饮水安全还很成问题。这样一次调研经历给高俊才留下了深刻印象，调研地的村民不经意间谈道，“现在村里的水，不管是做豆腐还是泡茶，都和过去的味道不一样了。”高俊才把这话放在了心上，离开时默默从村民家的水缸里盛了一瓶水拿到临近市里化验。“化验结果显示，亚硝酸氮等有害成分严重超标，有的甚至超标10多倍！而村民饮用的地下水，由于化肥、农药用得多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面源污染。”

令高俊才欣慰的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解决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千年伊始，联合国提出8项千年发展目标，所有目标完成时间是2015年，其中包括饮水不安全人口比例减半。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在这方面率先行动，早已超过‘减半’的目标，而且基本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国家发改委连续多年每年安排200多亿元，改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大江大河的安澜，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和千万亿财产的安全。“1998年长江、珠江、松花江大水，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高俊才回忆道，1998年~2003年，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到一线考察灾后重建防洪工程建设，5年时间前后调研了7次。“当时我是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分管水利的副司长，作为委领导的助手全部参与了这7次调研。根据中央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安排了大量资金，对七大江河进行了以加固堤防为重点的灾后重建和综合治理。以长江为例，主要干堤的体积增加了一倍，5年新增加的堤防断面面积相当于过去500多年形成的断面，保障了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跨流域调水的战略性工程，在缓解北方水危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等方面，意义重大。最早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半个世纪的论证，2002年开工，10年时间建成。高俊才说，这十年间，国家发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调查研究、编制规划到审核项目、安排投资，农经司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很多是农经司具体牵头的。”如今，北京主城区的生活用水，70%是从长江流域的汉江调过来的，南水北调工程极大地改变了北京市用水短缺的状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仅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增收，更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正如高俊才在《水利赋》中写的那样，“安邦兴国，必重水利”。

“五良”并举振兴农业

农村经济司是国家发改委负责农林水利气象业务的职能司局。除了“老本行”水利事业之外，“三农”问题包括农村体制改革也一直是高俊才的关注点。

“近百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高俊才谈道，在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反思走过的路，对走好未来的路是很有意义的。

他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三农”工作，通过不断地实践和研究总结出的两条重要启示：一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两手抓，都要硬”，二者不可偏废；另一条是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发展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实行的土地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即‘三权分置’，都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广优良品种和实行水利化、机械化、园田化、标准化、信息化等，则是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和改善设施装备，来全面提高生产力水平。”高俊才总结说，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改革生产关系的诸多措施，可归纳为“五良”——良种、良法、良田、良器、良制。前“四良”代表先进生产力，“良制”则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

在他看来，在今后振兴农村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要“五良”并举。而这“五良”是相对的、渐进的，不断提高“五良”水平，关键在人，当前尤其需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针对‘三农’问题中央发布了20个一号文件，在春节元旦之际，发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信息，给亿万农民带来希望、带来信心，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号’这个‘品牌’信誉度高，‘品牌’效应明显。”高俊才在接受采访期间，多次强调中央一号文件是“含金量”非常高的政策性文件，各个部门都认真落实。“就国家发改委而言，2014年，由农经司负责具体安排的农林水利投资就有1200多亿元，加上其他司局安排的涉农投资，强农惠农投资总计达2000多亿元。”

说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高俊才颇为感慨。1981年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1982年1月1日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回应了当时社会上对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密约”为代表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我在生产队担任队长时，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属于集体，后来人们将这种制度比作‘大锅饭’，分配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比较普遍。因为亲身体会到旧的体制弊端，所以，对后来农村改革实行的‘大包干’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我是坚决地拥护。”

高俊才谈道，1982年~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农户经营的主体地位，克服了原有制度的低效率，调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2004年至今，中央每年都对“三农”工作发布一号文件，对农业增产增效增绿、农民增收、精准脱贫和农村繁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采访过程中，高俊才梳理了我国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农民的经济利益，概括起来就是‘钱’‘粮’二字。”在他看来，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由大集体的“大锅饭”到分户承包经营的“大包干”，农民第一位的需求是多产粮食，吃饱肚子，此后，则需要多挣票子，改善生活条件。“经营规模小、成本高，单靠承包地难以致富，就应运而生了农民到城镇务工经商，将自己家的承包地流转出去，多种地的农民扩大经营规模也多得了收入，向外流转土地的和接受流转土地的农民获得双赢，所以就出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三权分置’是‘两权分置’的升级版。”

科学决策调研先行

在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任职期间，高俊才的具体工作包括规划编审、项目审核、资金安排、政策建议和研究重大问题等几大类。“做这些工作，我们一直秉承12字的原则——国为重、民为本、安为先、合为上。”

高俊才对这12字原则做了阐释。国为重。作为国家公务员，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重要地位。具体而言，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始终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司一直把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民为本。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以民为本”上。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安排上，把解决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放在首位，比如农村饮水安全。

安为先。各项工作、各个环节，优先考虑安全问题，不论是全社会的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还是本系统的干部安全、资金安全、工程安全。“干部安全、资金安全、工程安全是互相联系的，一环出问题，就会整体出问题。”在高俊才看来，如果没有权利制衡就容易滋生腐败。农村经济司每年安排1000多亿元的资金，绝大部分资金的下达文件，都是与委内投资司和委外有关部门的计划司反复“PK”，最终三方达成共识。“这就像一个钱柜有3把锁，钥匙在3个人手里，3把锁都打开，才能从钱柜取钱。”

合为上。坚持“和合精神”，本单位同志之间、不同部门之间要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办事，即从不同角度、不同职责，都重视同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事，在调研、行文等工作中，尽最大努力形成合力和提高效率。

访谈中，听高俊才分享的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来自亲身的调研经历。“在职期间我经常在周末或者假期前往外地调研，即便是退休之后，也经常应邀外出调研。”他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他认为要切实践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

高俊才说，退休前的调研大部分是明察，也有暗访。比如，2009年国庆长假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行赴河北省涿州、涞水等地调研，到农村、农田、农资商店、基层信用社等对秋收、秋种情况进行了调研。“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我们整个调研活动没有请地方同志陪同。对此，《机关党委简报》还印发了情况综述，给予肯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高俊才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品牌农业+农村电商”是他选择的一个长期关注的调研课题。“发展品牌农业，是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好的品牌产品上线以后才更容易扩大销售量和卖出好价钱；而电商能够实现农产品进城，带动老乡脱贫致富。”他将品牌农业和农村电商比作现代农业的两个翅膀。“这两个翅膀已经开始成长，但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不够长、不够硬实。下一步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这三个主体一起培育。这不仅有利于‘三农’发展，而且有利于带动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春节，他牵头和国际合作中心的6名同志前往山东潍坊市调研，撰写的《基层“乡村振兴战略”现状和实施建议》获得了国家发改委2018年度春节返乡调研报告二等奖。他告诉记者，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他参与的调研更聚焦于“乡村振兴”主题，今年先后去了5趟山东潍坊市，帮助当地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目前，规划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三农’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农民增收、精准扶贫、农村繁荣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去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更是给农民‘定心丸’。”高俊才表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重点改革将进一步提速，农村将更加美丽，农业将更加兴旺，农民将更加富庶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