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惩治“老赖”力度不断加大，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逐步收窄
□信用修复机制落地实施，对完善惩戒机制、促进失信被执行人履约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 中国改革报记者 王砾尧
高钰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会出现在城市繁华地段商业广场的大屏幕上。这是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发生的一幕。高钰并不是获得了什么荣誉，而是因为欠钱不还。对这样的人，现在许多申请执行人和自媒体都称之为“老赖”。看到自己被曝光，高钰坐不住了，他立刻与法院执行人员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主动到法院还款。随后，他把6万余元案款交到了执行法官手中。
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多部门纷纷推进信用联合惩戒。随着惩治“老赖”的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也日渐显现出来，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认同。如今，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格局，已逐渐显示出威力。
280万“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近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方评估样板法院工作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近五年间，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介绍说，两年多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全国法院2016年、2017年共受理执行案件1189.96万件，执结1156.2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83万亿元。今年1月~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09.4万件，执结280.36万件，执行到位金额0.52万亿元，同比增长44.06%。
数据显示，从2013年10月～2018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共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8万人，有280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789万例，涉及失信被执行人440万个。”孟祥说，2016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拒执罪7590人，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人27.9万人次，限制出境2.8万余人次。
数字的背后，是一系列有力举措扎实落地的结果。当前，国家发改委已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60多个单位构建信用惩戒网，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信用惩戒体系。
运用“利器”协同联动掌控
李某是一名电商从业人员，其支付宝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资金往来，可她却是一名背负140多万元银行贷款债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今年5月8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李某名下财产进行网络查询时，发现李某名下的支付宝账户上有一笔40余万元的资金。延平法院立即向位于杭州的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出《协助冻结通知书》，对方收悉后，依法冻结了李某的支付宝账户。
支付宝账户被冻结，李某顿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6月1日，她主动联系申请执行人南平农村商业银行峡阳支行到延平法院清还债务，并申请“解冻”其支付宝账户。
李某“被困”，是法院近年来实施网络查控手段限制“老赖”的典型案例之一。
法院执行难，“查人找物难”是第一难。在过去的传统模式下，执行人员需要到银行、土地、房产等部门“登门临柜”，实地查控财产，效率低下，覆盖面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督导室副主任林莹介绍说，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建设，近年来，法院开始探索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查人找物的新模式，最高法院在2014年底正式开通“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建立从最高法到基层法院四级联动的执行网络查控平台，通过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联网与数据共享，实现对“老赖”行踪和财产的即时查询。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执行网络查控体系和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系统，让法官们足不出户轻点鼠标，便可冻结甚至扣划“老赖”存款。“比如，甘肃法院的法官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直接查询到河南的当事人在乡镇银行的存款情况，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林莹说。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系统、网络查控系统，为5172.45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2699.75亿元，查询到车辆4031.86万辆、证券853.62亿股、渔船和船舶84.06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80.59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网络查控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数据显示，现在一名法官1年通过网络查控执行到位的财产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
探索信用修复激励“放水养鱼”得双赢
前不久，焦急的叶某来到浙江宁波江北法院，表示广东有一单业务需要其亲自处理，且时间紧急，需要乘飞机前往。但其因失信被限制高消费，不能乘飞机，叶某向法院提出了信用修复的申请。法院立即组成合议庭，综合考虑其履行能力和配合执行的行为，依照《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审查评分办法》，他的综合评分达到96分，符合信用修复的条件。于是，法院暂停对叶某实施信用惩戒，将其从失信名单上屏蔽。最终叶某及时赶到广东，成功拿下订单，并在返回宁波的一个星期内将获得的首付款30万元支付给本案的申请人殷某，余款40多万元也按照还款计划全部履行完毕，本案最终圆满得到执行。
据统计，信用修复激励制度试运行以来，江北法院有16名失信被执行人通过该制度从“黑名单”中屏蔽，6件执行标的额上百万元的案件纠纷得到顺利执结。
“‘信用修复激励制度’的出台，毋庸置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根据被执行人配合的程度，既可以作为一种惩治手段，也可以作为一种执行手段，是很好的探索。”宁波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说，此项制度坚持了司法处置和企业帮扶相统一，对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尽最大努力维持其“造血能力”，鼓励其积极提高履行能力，既给涉诉企业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也有力助推了执行难题的破解。
宁波大学法学院博士冯一文认为：“司法的公信力，不仅可以通过刚性的手段得以实现，也可以通过柔性的举措来加以推动。信用修复激励制度就是‘黑名单’刚性制度下的柔性补充举措，它好比是‘放水养鱼’，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赢。”
破局执行难最后“一公里”
破解执行难后，还须破解变现难。成功查扣被执行人房屋、车辆，意味着执行有了着落。但是，申请执行人最终拿到钱款，还得经过评估、拍卖环节。
6月13日，陈华（化名）取得武汉青山区武东路8号武东金桂园内一套房屋的产权，并成功收房。这套房，是他5月29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买下的。从拍下到确权、办理过户不到半个月时间。“房屋拍卖走流程如此之快，离不开淘宝、京东正式入驻法院。”武汉市江岸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曹辉介绍，财产变现难是法院执行工作中的瓶颈，变现难又主要体现在财产处置程序复杂。司法实践中，财产处置95%是房屋拍卖。如何缩短房屋拍卖的周期是法院面临的难题。“一个房屋的拍卖，需走评估摇号、引领看样、送达评估报告及拍卖裁定书、挂网上拍、督促买受人交付购房款、送达拍卖成交确认书、解除银行抵押、协助买受人办理购房手续、交付房屋、发放拍卖款等多个流程。”曹辉说，以前所有流程都由一名执行法官完成，效率较低。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进驻后，全流程参与，不仅将执行法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还因为借助电商的专业视频描述、线下中介公司推广宣传、办理贷款等，大大提高拍品成交率。武汉市中院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晏钢说，引入网络司法拍卖，对内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对外引入其他单位对执行工作监督与支持，提高了资产变现效率。
2017年3月1日开始，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建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名单库制度，在全国确定5家网站纳入网拍名单库，并研发上线了全国统一的网拍工作软件，实现了动态管理。
“以淘宝网一家网站为例，从开展网络司法拍卖至今，共计拍卖65万次，拍卖标的物36万件，成交额5000亿元，平均成交率达到92%，溢价率达到64%，为当事人免除佣金达150亿元。”孟祥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到今年，网络拍卖在全国法院的覆盖率为90%，以网拍形式拍卖占整个司法拍卖的80%以上，基本实现以网拍为原则，以非网拍为例外的要求。
“以往司法拍卖一直是廉政问题‘重灾区’，采取网络拍卖后，基本实现了这一工作环节违法违纪‘零投诉’。”孟祥表示，网络司法拍卖以其公开透明、高效便捷、成本低廉、成交率和溢价率高等优势，得到各方当事人、广大竞买人的认可和高度赞誉。
为了解决财产处置变现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全国共29个省份1900余家法院通过淘宝网开展司法拍卖，共计拍卖55万余次，成交量17万余件，成交额3784多亿元。
“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管理，我们面临的客观现实是，每年五六百万的执行案件中，有40%左右的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仍然查找不到任何财产。”孟祥介绍，为此，人民法院建立程序性退出机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进行严格规范，每半年进行一次自动查询，一经发现有财产，立即恢复执行。对涉企业的僵尸案件，依法通过执行转破产程序，化解案件存量。同时，对涉民生的无财产案件，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采用司法救助、社会基金和商业保险等方式予以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