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共议“新时代的国家与区域发展”
□ 中国改革报记者 徐赟
区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老少边贫地区发展不充分，也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4月1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新时代的国家与区域发展”这一主题，为区域发展建言献策。
协调性增强是基本面和主流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表示，当前一个时期区域经济的基本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二是出现了区域（或地区）分化的新情况。“区域分化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面和主流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现象，而不能用区域分化去否定区域发展协调性的增强。”
杜鹰认为，衡量区域发展是否协调主要看四个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否控制在合理区间，各地区能否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各地区比较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处于和谐共生状态。
“区域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交换，没有这一点，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就做不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同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资金组合将呈现比较好的态势。”杜鹰说。
杜鹰表示，区域分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四大板块分化比较显著、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南北分化比较明显。深入分析区域分化的原因，包括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其中，周期性因素是外因，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是主因、内因。
关于区域分化的内因，杜鹰具体阐释道：“我们看到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就大一些。而结构变革起步较早、基础较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赢得先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杜鹰认为，应有效控制区域分化，因势利导，保持区域经济发展势头不逆转。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区域分化的原因分析透。重点研究两类地区：转型成功地区和转型困难地区。
二要坚持目标导向和施策针对性。支持政策要坚持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坚持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深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要坚持这样一个政策导向，除了转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涉及就业、社保、民生，这些问题中央一定要出手相助。但是这个相助不能迟滞它的结构转型，以不影响它的结构转型为前提”。此外，还要避免“抑中助西”“抑南助北”现象，只有转型快的地方充分发展了，蛋糕才能做大。
三要发挥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广东利用北京科研基金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部分地区主动承接沿海的转移，发展势头也比较好。这都是区域交换的结果。“所以一定要致力建立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市场，这方面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着力补齐八个短板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区域经济发展要补齐八个短板。
在区域方面，要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这块短板。取决于两点：一要真正赋予这些地方、这些人口平等的发展权利，二要给予大力支持。
在领域方面，要补齐基本公共服务这块短板。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讲，应使全体人民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从市场经济的公正性讲，也要体现对不同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既要实现充分，也要实现平衡。
在产业方面，要补齐先进制造业这块短板。根本是要以“中国制造2025”为导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在管理方面，要补齐政府市场协调联动这块短板。治国理政需要平衡很多方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继续探索。
在创新方面，要补齐核心技术这块短板。应该把创新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创新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关键之关键是核心技术创新。
在供给方面，补齐基础设施建设这块短板。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基础的平台、基础的材料、基础的体制，特别是营商环境等。
在工作方面，要补齐精细这块短板。城市和国家的社会治理皆如此。
在教育方面，要补齐信誉这块短板。要采取道德、教育、体制、法制等多种手段，凸显信誉意识，形成树立信誉、争取信誉的良好环境。
发展动力和路径在于改革
综观论坛发言，与会者围绕区域发展的观点涉及政策工具、制度供给、指标、考核等方方面面。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亭认为，发展的动力和路径全在于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认为，必须着眼全局，协同发力：强化老少边，协调东中西，融通南北方，统筹陆与海，打造城市群，构建特色带，共唱“协奏曲”，特别要助力弱势和短板。关键是要合理有效、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并形成合力，特别要着力研究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体制、新机制、新格局。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区域发展三大目标，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这个非常重要。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的经济制度差异也应该大力缩小，各地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应该大体相当。”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史晋川如是说。
史晋川认为，在粗放发展阶段，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可以推动传统产业转移，部分弥补此区域发展制度环境不足。但在新时代阶段，一个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在不改善当地制度环境的条件下，通过强势主导大量投资来弥补当地制度环境的不足。“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深圳等地的高科技产业是不可能像传统产业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史晋川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开放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要思考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优化区域协调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以区域开放、推动区域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推动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重点，也是促进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机遇。”迟福林举例说，推进东北振兴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以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和互联互通为依托，以制造业产业园区为平台，以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为重点，加快构建东北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布局，由此形成东北振兴的新动力。再比如，加快推进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东南半岛、中巴等国际经济走廊建设。
此外，迟福林建议研究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服务贸易向下的各种贸易政策。“建议支持具备条件的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教育、金融等产业向下的政策，如果能尽快在东部一些地区落地，其影响和带动作用可能会比较大。”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认为，区域发展包括如何激励区域发展，以及如何协调区域发展。在激励区域发展方面，要在GDP作为经济增长目标和考核手段之外，寻找几个重要指标。“仅仅有GDP是不够的，应该找几个重要指标，让地区能听得懂，能够引导经济发展。”许宪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