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 中国改革报记者 徐赟
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共识不断加深。委员眼中的高质量发展是什么样？日前，记者就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以及其内涵之下的建立新指标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新旧动能转换等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发挥能动要素的作用改革要充分考虑市场预期
记者：请问您怎么看高质量发展，目前的着力点是什么？杨成长：目前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明确它的含义，否则高质量发展可能就停留在概念上。我认为，高质量发展可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地发挥能动要素的作用，也就是人和技术的作用。过去增长主要靠土地、资源、资金的投入，高质量发展讲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人和技术，因为人和技术是活的。其次，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再次，高质量发展的产品服务质量要上台阶。最后，高质量发展要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更加体现出贡献。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突出三个方面。
第一，要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非常重要，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的经济指标体系跟过去有很大差异。举个例子，高质量发展强调区域协同合作，这就需要建立“多边”计算的指标。过去一些成绩是很漂亮，但都是不能重复计算的、非此即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是很难分清彼此的，需要“多边”计算指标。
第二，要依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比如，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这个要素不完全指传统的资源资金这些，而是指一些现代要素，比如高端劳动力、企业家、技术产权要素等。第三，要处理好“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近几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改善，“互联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经济发展的重心要放在实体经济上，突出问题是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互联网的关系，后者要服务于前者。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８项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杨成长：首先，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个有目共睹，不必赘述了。在未来的改革中要注意充分考虑市场的预期。一项政策推进下去，可能会对市场价格形成比较大的预期变化，这时候就反过来影响到金融甚至实体经济。
因此，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四个转变。一是强调广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三去一降一补”之外，更注重通过技术和制度变革去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更多地使用经济、市场、法律、税收的手段，减少行政手段。三是更加强调制度变革的作用，包括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和产权制度等。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跟需求侧的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光有供给侧的改革，没有新需求，也是不行的。记者：辩证地看，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但需求侧的影响是不是也不容忽视？您刚刚也提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
杨成长：是的。我们要看到，某些领域的需求还是有下降的趋势。比如，去年我国汽车销量已经达到３０００万辆，占全世界汽车销量的１／３还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汽车需求很难再继续快速上升。再比如，我国手机每年销售大概５．６亿部，劳动力只有７亿多人，长期来看，手机销量也可能会饱和。还包括一些家用电器。正因为如此，需要培育新的市场需求，主要是新的消费需求。其中，关键是新的服务业需求，特别是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有明显带动作用的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
此外，还要进一步培育外部需求。在全球贸易复苏的情况下，要大力调整贸易结构，比如大力发展服务业出口。记者：在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上，您首先提到了新指标体系的建立，您的提案内容与此有关吗？
杨成长：我今年的提案主要关注的就是新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因为目前统计指标的不足，已经影响了人们对经济形势和运行的理解。一方面，传统习惯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国有企业数据来说明整个经济。但实际上，整个工业占GDP比重只有４０％多，服务业占５０％～６０％。服务业指标不完善，仅看工业指标是很难反映经济全局的。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指标并不能反映微观企业的感触，还需要一些反映营商环境的指标。此外，各地发展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怎么理解、如何衡量，这在经济领域是很有争议的。这些都是需要完善的指标。
风险要有效释放杠杆在于适度
记者：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的位置。您是经济领域的专家，怎么看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去杠杆？杨成长：李克强总理在参加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理解，整个实体经济运行当中的潜在风险还是比较大，所以要继续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２０１８年工作的一个重心。首先，要正确看待和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一，不要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源简单理解为是金融市场或者金融机构。金融风险，是风险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或者说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结合上。强调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从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着手。第二，不能从局部的、静态的角度去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对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识不是特别到位。有些企业通过一些指标静态地算一算，觉得风险不是特别高。应该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传染性。不能仅仅从静态的、单一的企业角度来衡量，静态的、分割的测算可能导致麻痹大意。
第三，防范风险也不是消除或消灭风险。金融市场必然存在风险，金融机构的本质就是在经营风险，正确的是让金融风险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第四，要让风险有效地释放。要让一些风险性事件正常暴露出来，而不是永远不让它暴露。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些风险性事件，是好事，恰恰证明我们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及时释放风险，才能让大家知道风险是存在的，从而增强风险意识。总体来讲，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可测可控的。
去杠杆方面，资本市场去杠杆与实体经济去杠杆方向是一致的，去杠杆不是不要杠杆。任何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只要杠杆是适度、得当的，都符合现代金融制度的本质特点。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金融还是实体经济，去杠杆都在进行时。如果说特别要注意的，我想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实体经济要降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地方经济；二是金融领域要控制交叉投资、过度投资问题；三是要防止杠杆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两种风险的叠加。
去杠杆在短期内可能引起市场利率的波动。但是去杠杆、降风险，对金融机构经营环境的优化和长期稳定发展，肯定是有利的。这是短期效应和长期效果的关系。
扩大股权融资
新产业要跟传统产业结合记者：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重点放在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上。金融如何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杨成长：第一，要按照企业财务优化和投资发展的需要，为企业提供合适的金融工具。很多金融机构现在还没有做到真正满足服务对象，也就是企业和老百姓的客观需求。第二，整体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第三，扩大股权融资。实体经济要降杠杆，减少债务性融资，必然要求其他渠道补充资金，所以就必须增加股权融资。本质上，还是要通过降低负债融资扩大股权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记者：回到实体经济，在经济界别委员分组论会上，有委员力推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业态。而在同一会场，也有来自传统产业的委员在发言中力证传统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看到，一方面，新产业迅猛发展，带来了新增长点；另一方面，一些传统行业也不可或缺，新业态也有红极一时而后迅速淘汰的情况。您怎么看待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谓“新”与“旧”的替代和接续？
杨成长：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当中，不能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认为传统行业肯定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在欧美国家，一些品牌性的纺织服装鞋帽，恰恰是盈利的行业。看高端或低端，主要要看对各类生产要素的敏感度。如果一个企业对生产要素变化太敏感，适应变化的能力很差，可能它就是低端的。
采取“贴标签”的方式，反而使一些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不够，也让很多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家感到没有希望。好像现在不搞人工智能、不搞互联网、不搞IT，企业就不行。所谓的新技术、新业态，都必须跟传统产业很好地衔接和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的确，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互联网的作用在于搭平台，节约信息成本，它不能替代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过程。
整个经济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结合过程。“新”实际上是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效率，互联网、大数据是提高信息的效率，现代金融是要提高资金的效率，交通运输现代化是要提高物流的效率。所以，不光是互联网，所有要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再就是，不仅旧产业有过剩，新兴产业也存在阶段性过剩。新产业的发展逻辑，必然是从无序到有序。对新产业新业态，首先要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过热或者阶段过剩也是正常，长期则要加以规范、整顿。
记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您有何建议？杨成长：国企改革大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属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运作改革，强调国有企业资本化运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所有制上实行混合所有制。
同时，也要关注民营企业改革。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家族性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搞技术改造、产品升级需要大量投资，整个风险就由家族承担，这是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通过资本社会化，让社会来承担企业经营投资风险。另外，有一些委员提出中国应该推进真正的破产制度。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破产制度，它其实是对企业投资人、所有者和利益关联者的保护制度，而非惩罚手段。企业破产跟企业成长一样，都是企业自身运行发展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