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被执行人坐下来，这需要法官的智慧和必要手段
除了查财产，找人也占据了执行法官的大量时间。
“有些被执行人为了躲债，一早出门晚上才回来，我们就得在他住所旁边盯着。”于江涛介绍自己的“蹲点”经验。“要么我们一早四五点钟出发，在他出门时逮到他；要么我们就晚上七八点钟出发，在他回家前逮到他。”
干了十几年执行，于江涛早就把自己的急性子磨平。这份工作教会他的除了耐心，还有“一些心理学和临场应变的能力”。
有次他追踪到一个被执行人，刚好看到被执行人的轿车停在旁边。于江涛让这位“老赖”交出车钥匙，对方却坚称钥匙没在身上。
“我们又没有搜身的权力，当时真的很无奈。”于江涛说，在与“老赖”的对峙中，他们时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毕竟不是警察，在现实工作中不管是执法手段还是执法依据，都受限制。”
沉默片刻，于江涛忽然对汽车踹了一脚。被执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兜里的汽车钥匙就发出了报警声。
钥匙交出了。
查控网上线后，被执行人藏匿财产的难度大了不少，但提前转移财产、变更产权人等手段都可以躲避追查。执行二庭的法官们都清楚，技术手段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有些难办的案子，仍然需要经验来破解。
一个几乎已成定律的经验是“知己知彼，投其所畏”：找到被执行人的软肋，他们怕什么，焦虑什么，法院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书记、主任、人大代表就怕被罢免，有些老板怕丢脸，上了‘失信’（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乘不了飞机，上不了高铁。”一位法官介绍，“没有被执行人是在很舒服的时候来和解的，都是难受得受不了了才来和解。”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出台，第一次将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的措施纳入到制度中。
于江涛见过很多“老赖”，一开始接触时，他们就是一副“我无所谓，我还欠很多钱呢”的样子。
“但我们有威慑机制。一般我们会告诉被执行人，要是不履行，首先我们要把你上‘失信’，上去之后工程招投标、银行借贷都做不了；第二我要对你‘限高’，限制高消费，坐不了飞机和高铁；如果再不履行，那我们就可以拘留你，拒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善战方能言和。”一位年轻法官总结说，执行法官最愿意看到案子双方当事人最终坐下来解决问题，“但怎么让失信的被执行人坐下来，这就需要法官的智慧和必要手段。”
执行庭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
青岛中院的大楼里，除了餐厅，执行二庭的办公区几乎是热闹的地方。
4位法官共享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几乎每张办公桌前都会围上几个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坐在一起，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即便只有一方单独来找法官，办公室也吵得像一个办事大厅。谈话声、翻案卷的声音和电话铃声夹杂在一起，几乎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这里每周有6天是工作日，周六加班已是常态。但尽管常年加班，积压的卷宗还是越来越高。
刘常青的两个书柜里都塞满了卷宗，茶几上的案卷压得托板已经变形。他的手机和固话经常交替响起，最多时，他一天接了120个电话。
“在青岛这种经济发达地区，纠纷很多，案子自然也很多。”赵红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在执行二庭每个法官手中都有二三百个案子，“尤其这几年经济下行，案子明显多了起来。”
常年去外地出差，赵红旗发现，这种忙碌的场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很常见，但欠发达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去年他去西部省份办案，一个县级法院一年只有48起执行案件，但有8个办案人员。而他去年一个人就接到70多起案件。
“我请他们帮忙协助一个4800万（元）的案子，他们又给我们退回来了，说他们5年执行到位加一起，都办不了这么多金额，平时执行就是牵几头牛、抓几只羊就结束了。”
除了案多人少，办案周期也决定着法官们的工作“快”不起来。
“法律规定处置财产必须要通知到被执行人，比如拍卖裁定、评估报告，都是要必须送达的，但是有时会找不到人，那就要公告，两个公告就140天。”赵红旗说。
孙林此前是民事审判庭的庭长，他坦言在来到执行二庭之前，对执行工作也不够了解。
“我那时跟院里很多人一样，感觉执行就是贴个封条，追个账。”孙林笑了笑说，“后来来了之后才发现，执行工作竟然这么难，这么复杂。”
大半年后，他体会到，执行工作其实一直是“如履薄冰”。
“我们背后退无可退。审判一审错了还可以二审，二审了还可以再审。但是执行错了基本就是无可挽回，比如卖错房子了，你上哪儿追回？”他感叹，“所以每个过程都要细致再细致，谨慎再谨慎。”
压力之外还有危险。刘常青曾去无锡执行一个案子，要把被执行人生产的布匹从厂房里拉出来。结果工人把整个厂子都围了起来，法官根本进不去。最紧张的时候，工人把厂子周围泼上了汽油，然后用车辆堵上了大门。
徐晓有次在东北查扣一批货物，那是个制假窝点。进去后，他和两位同事马上被围了起来，对方“提着家伙就冲了过来”。窝点是个院子，当时门已被反锁。他和同事只能翻墙逃了出来。
还有些危险是看不见的。执行二庭的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人甚至被跟踪。
“有人把我老婆工作单位、我孩子学校（名称）全发短信给我，威胁我如果再逼他，我家人就有危险。”刘常青拿出自己的手机，里面保存着十几条此类威胁短信。
他的做法是：报警。